| 明清家具研習社 |
明式家具的氣質，乃是透過它的技術表層，揭示它的內涵氣韻，或言靈魂。這是明式家具之所以居于世界藝術寶庫的力量所在。
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，乃是明式家具的靈魂，是明式家具之所以被稱為“明式”，之所以享譽世界，之所以被中外專家傾心、研究，成為獨立學科之根本所在。
明式家具的文人風格的形成，確有著她獨特的社會背景、地域條件，以及一大群文人參與的結果。這樣說并非要否定工匠的智慧，明式家具的成就離不開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藝，明式家具的成
就是文人智慧與工匠技藝的結合產物是勿庸置疑的。
但是我們今天研究明式家具的審美價值時，就不能否定其主導因素不是技藝，而是她的風格內涵，
內在氣韻，或言氣質。
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，其形成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兩個方面。就社會環境說，明太祖朱元璋結束了元末蒙漢地主武裝的混戰，于1368年建立了統一的政權。以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。解放了元朝手工業奴隸為良民，使他們獨立經營，
對手工業工匠實行住坐（從民間征集工匠來京為皇家生產，每月服役10天）和輪班（各地工匠
每三年來京服役三個月）制，工匠有了一點個人的營業自由。
這對當時的工商業、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
明中葉以后，手工業、商業極為發達，原有城市更加繁榮，新的城市勃勃興起，除皇親貴戚外，城市里的富商巨賈
們也爭相修建私宅和園林。可想而知，家具業也必應運而起隨之興旺起來。這政治上的穩定和工商業、手工業以及
海外貿易的發達，乃為明式家具風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。
明文震亨《長物志》
我們從現在流傳的明代文人書札、文集和詩書、繪畫中還可以看出，明代文人熱衷于家具的研究和親自參與家具設
計者是大有人在，也是歷代所不及的。他們對家具的形制、尺寸、材料、工藝、裝飾以及家具的審美標準等等方面
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載，更有明代文人畫家自行設計家具并繪留后世者。
明代文人撰寫家具方面的論著，其人之多，涉獵問題之廣，也是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與之比擬的。這便是明式家具風格形成的文化因素，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氣質的由來。
明代眾多的文學家、戲曲家、詩人、畫家和收藏家、鑒賞家等等文化人，著有大量有關家具的論著。如：曹明仲著有《格古要論》、文震亨著有《長物志》、高濂著有《遵生八箋》、屠隆著有《考盤余事》和
《游具雅編》、谷應泰著有《博物要覽》、王析、王思義著有《三才圖繪》、戈汕著有《蝶幾圖》等等。
以上這些家具論著，不是著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，與《魯班經》的立足點迥然不同，而是著眼于探討家具的
風格與審美。強調“雅”，宣揚提倡家具的“古雅風”，具體講就是“古樸”和“精麗”兩個主要標準。
“古樸”就是崇尚遠古人的質樸之風，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樸素無華。如《長物志》論及方桌時說：“古人制幾榻，雖長短廣狹不齊，置之齋室，必古雅可愛……今人制作，徒取雕繪文飾，以悅俗眼，而古制蕩然，令人慨嘆實深”。在家具用材方面，提倡木材紋理的自然美者也屢見不鮮，如《格古要論》說：“紫檀，性堅，有蟹爪紋……”。
“花梨木……亦有花紋，成山水人物鳥獸者…”。
《博物要覽》中有“香楠木微紫，而清香紋美，金絲者出山峒中，木紋有金絲，向明視之的爍可愛，
楠木之至美者，向陽或結成人物山水之紋”。
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，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，對家具的審美要求是“古樸’、“古雅”、“奇古”、“古制”等等，
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風范的典型表現。這一審美觀點，從明式家具珍品中，亦可得到一一印證。我們看現存的明式家
具珍品，不論是桌案椅凳，還是箱櫥床榻，都突出地表現為造型簡練，不為裝飾而裝飾，充分顯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
質樸特點。
這些特點的形成，是與文人提倡“古樸”“古雅”的審美觀有直接的關系，也可以說，明式家具的簡練質樸風格是
浸潤著明代文人的審美情趣的。“雅麗”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體態的秀麗，這一點在明代文人的論著中處處可見。
“屏風之制最古，以大理石鑲下座，精細者為貴”。
“床，以宋元斷紋小漆床為第一，次則內府所制獨眠床，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……，還有以柏木琢細如竹者，甚精，宜閨閣及小齋中”。
這些“精麗”與“精雅’的要求，我們從明式家具挺拔的線條與秀麗的體態，以及它那無一顯露斧斤之拙的嚴密
卯禪結構中，都能明顯看到。
這“精麗”之中，飽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藝與文人審美情趣的緊密結合。當我們細細體味那一件件文人與
工匠渾成的珍品時，明顯嗅到那陣陣瀟灑清秀的書卷氣。
大批的文人論著中告訴我們，文人的所好與所用，推動著家具品種與形制等等方面的發展。他們出于文人的特殊愛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，設計與倡導了眾多的新巧家具，豐富了家具的品種和形制。如：“以置尊彝之屬”的臺幾（《長物志》）
“書室中香幾”（《遵生八箋》）
“置熏爐、香合、書卷”的靠幾（《遵生八箋》）
“如畫上者”“人清齋”的藤墩（《遵生八箋》）
“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”的疊桌（《游具雅編》）
“藏書櫥須可容萬卷，愈闊愈古”，“小櫥……以置銅玉小器為宜”。對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，《長物志》說到幾榻：“坐臥依憑，無不便適，燕衎之暇，以之展經史、閱書畫，陳鼎彝、羅肴核、施枕聳，何施不可。”《遵生八箋》里用藤竹所編的“欹床”，強調不要用太重的板材，要適于童子抬，床上置靠背，“如醉臥仰觀書并花下臥賞。”《遵生八箋》中的“二宜床’，就更不一般了，不僅設計精巧冬夏兩用，而且“四時插花，人作花伴，清芬滿床，
臥之神爽意快”。這又是何等的悠然自得。
更有撫琴高手設計了符合共鳴音響原理的琴臺與琴桌。《長物志》說：
“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，上有方勝及象眼花者，以作琴臺，取其中空發響……坐用胡床，兩手更便運動……”《格古要論》的“琴桌，桌面用郭公磚最佳……，嘗見郭公磚灰白色，中空，面上有象眼花紋……此磚駕琴撫之，
有清聲冷冷可愛”。以上可見，這些文人雅士，出于嗜愛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書畫之所用，對十家具的品種
、形制，用材以及特殊功能……都作了深人研究，無怪乎！明式家具的文人氣質當是名之有據了。
明代以前的家具，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（商周時作為等級象征的禮器、祭器除外），而到了明代，家具在具有使用
價值的同時，更增強了觀賞價值。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、線條、用材、裝飾等渾然一體的質樸典
雅之美，更有文人將書畫藝術嵌人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績。
家具上刻繪當代文化名人的詩畫墨寶，可說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，這些文人書畫與家具的合作，增強了家具的
觀賞水平，提高了家具的藝術價值。可以說，歷來以“重文輕技”的文化史，至明代便有了這稍微的改變。
明 十七世紀??紫檀南官帽椅（一堂四件）
高 101.9cm?寬 56.8cm 深 45.7cm
在現存的珍品中，有祝枝山、文徵明兩位名家書寫詩文于椅背上的兩把官帽椅。一把在條板上鐫有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的
一段文字，從“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”直到“暫得于已，快然自足”約百字。落款為“丙戊十月望日書，枝山
樵人祝允明”。下有兩方印，一曰祝允明印，一曰希哲。
另一把的條板上文徵明書有：“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煮苦茗吸之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
所藏法帖筆跡畫卷縱觀之’。落款為“徵明”，下用兩方印，一日文徵明印，一曰衡山。
還有在椅背上作書的周天球與祝枝山、文徵明，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。周是大書法家，祝是大文學家
兼書法家，文乃是書畫家，祝、文與唐寅、徐禎卿在當時是有名的“吳中四子’或“吳中四才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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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傾心家具，將自己的書法刻于家具之上，視家具為抒懷的園地，
以充清賞珍玩，可想家具的藝術價值怎能不身價十倍呢？
這些文化名人的書畫與家具相結合，對明式家具的風格形成以及藝術價值的提高，
都是起到了極大的影響與作用。
以上所談的《遵生八箋》中的二宜床，《長物志》、《格古要論》中的琴臺、琴桌等，都可以說是文人的設計，
更具代表性的乃是唐寅在臨南唐顧閎中的《韓熙載夜宴圖》中所展示出的家具設計才華。
古來凡臨前人畫卷，大都是一招一式忠于原作，因此古代鑒賞收藏繪畫的人，對臨本是同原作一樣重視的，認為
“不失神采筆縱”、“所宜寶之”。
而唐寅所臨的《韓熙載夜宴圖》可謂錦上添花之作，在忠于體現原作主題的前提下，又以自己的才智進行了再創造，
作了不同處理，增強了原作的藝術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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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寅臨本，首先對原作的段落作了較大的改動，在每幅畫中又增繪了許多家具。唐寅在臨本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的再創
造中，表現出對家具設計的非凡才能。除增繪的家具以外，唐寅對原作的家具，也以個人的審美趣味進行了局部修改。
他能在一幅畫卷上，除臨原作二十多件家具外，又增繪了二十多件家具，這在中國繪畫史上也是罕見的。從唐寅臨
《韓熙載夜宴圖》中，我們清楚而又具體地看到了明代文人參與家具設計的事實。
現在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歷史，回到那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，尤以南京、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城市，那里是一個縈榮的
經濟、文化中心，樓臺殿閣，水榭園林比比皆是。工商、手工業異常發達。街市整潔，作坊林立，商品百富，市場繁
華。家具產品的種類繁多，紫檀、花梨等木材，在工匠手里變成一件件古樸奇巧的家具，一些被皇親貴戚、地主富商
們爭相選購，一些運往全國各地。而家具的受寵又激起了文人的熱衷，推動了工匠的技藝。在文人薈萃的江南，一大
群得志或失意的知識分子，在詩興酒濃之余，醉心于家具，對其品種、式樣、裝飾、功能等等方面切磋琢磨，使得明
代家具得以大發展，以至成為我國家具發展史上的高峰。同時孕育成熟了家具的獨特時代風格——文人氣質。